“园丁回忆录”之十一:我在北京三十五中的始末
“园丁回忆录”之十一:我在北京三十五中的始末
撰稿:李天绶 / 编辑:胡晓梅 吕曦
2003年4月10日
我于1961年元旦后来到本校。1966年夏“史无前例”时,不幸尝试了“群众专政”的滋味;却也得到了许多位教职员工和同学的真诚照顾。一个初三学生“红卫兵”,曾在端着木枪“看”着我去校园劳动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正确对待!你这个人还是很正派的,也挺肯干的;但是路线错了,越勤快就错误越多啦!”1969年冬去昌平农村本市西城区教育口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种过大田、打过机井、当过食堂管理员。与我校语文教师梁隆基朝夕相处;每两周一次的工休,70多里地路途,无论冬夏、雨里雪里,我俩都结伴同行,边蹬着车,边谈心。至今回想起来,都甜孜孜的。可惜,他不幸早逝,悲夫!1972年春返回本校,在图书室大阅览厅同教职员见面时,军宣队长李宗信带头欢迎,鼓掌四起,意甚亲切,使我感动不已。随即遵分配在“三连”(初三年级)一个“排”(教学班)教语文。不久“三夏”时,我就调离本校了。
当时初三语文课本上有京剧的“革命样版戏”《红灯记》,这样的教材,是前所不曾遇到过的。因为我会京剧,连里就叫我来堂“公开课”。回想“文革”前,我曾在高二某班上过语文课,讲“毛选”的《为人民服务》时,也有观摩的。那时因引用了《老子》和曹操《短歌行》,后来竟成了“三反分子”的把柄。故而此时多少有点“余悸”。但我想到见面会上的情意以及本连庄立满、章扬宣诸同仁的厚爱,也就“义无反顾”了。不但引用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还带了一把京胡上讲台。事先找了两位会点京剧的男女生各一人,分别在胡琴伴奏下,各唱一段“二黄”或“西皮”;使大家区别两种“曲调”和“板式”,就其在抒情上的特点发表意见;而后我才逐步讲解下去。这也是教学上“例证先于法则”、“感性先于理性”原则的一次实践,取得了好的效果。后来,我在区教育局参加关于“青少年堕落犯罪”的调查,随即去三十四中任“革委会”副主任,又在二龙路中学任书记兼校长(都曾兼课),直至1979年夏,共在三所中学历时18年。从此离开了中学校园。
当初,我又是怎样来本校的哩?原来,“大跃进”时,我虽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表示了拥护,但又主张要尊重主客观“条件”。“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浪潮中,这被视为犯了“言论性错误”,而我`,也就成了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服,想离开这里,“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申请去到工厂、农村、学校等群众密集的地方,“以利自我改造”。不久,领导通知我调往三十五中工作,并明确告我:“过两年再回来。”
我很快来到本校,为这里紧凑有序、生动活泼的环境所吸引。久之,更热爱了这种以人为“原料”而又以人为“产品”的特殊行业。从事于它,是无尚光荣的。一年后,经“甄别”,原单位(西城区委)找我去,表示“批错了”,希望我“回原机关来”。但我已不舍得离去三十五中,谢绝了。
在本校,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分管工会、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的活动,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因我校是对外开放单位,由我出面接待过两批外宾。
主持制定施行了以“学生应以在校主要精力与大部分时间认真读书学习,同时参加一定的社会政治活动与生产劳动”为基本精神的《北京三十五中学生校内规则》。认真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侨务政策。我积极参与培养吸收多位老、中、青教职员入党的工作;一次党的支部会上,按预订计划讨论通过了四位高二年级学生加入党组织,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召开的一次专题会上,我应邀作了介绍。这四位同学在此后日子里,都各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有曾任国家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姚明伟和原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的韩秀峰。印尼“排华”时,当地回国来的侨生不少。我们遵上级部署,热情、妥善地接待了相当规模的一批回国学生来校就读,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细心地安排了他们的食宿、生活和学习。上级和这批学生,双方都给予好评。
(北京三十五中校史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