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成·八道湾”之二：毛泽东到访八道湾十一号

作者：荣挺进（八道湾鲁迅纪念馆特聘研究专家） 

检《周作人日记》1920年4月7日，有这样一条内容：

晴。上午至砂田医院看病；往校，得上悟三日函、金尾文渊堂片、白木东京堂一日小包，内《ロシャ民谣集》等二册；厚安赠《心声》一本；购《解放与改造》二之七、《尝试集》一本。至孔德校，访王、陈二君。毛泽东君来访。

周作人日记1920年4月手迹截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1920年4月未记录这件事。日记是学术研究第一手史料，青年毛泽东此时人在北京，可以肯定：毛泽东这一天访问了八道湾十一号院。此事也有人研究，却未能展开，语焉不详。他为何前来？来这里见谁？——他是否见到鲁迅？来此做了什么？对相关当事人及后来产生什么影响？且钩沉参照史料，略作介绍。

一、毛泽东为何到访八道湾？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青年毛泽东两度来北京：第一次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时年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尚未找到工作，应北大教授杨昌济——此前是湖南一师的伦理学教师——邀请来投考北大，也为参与湖南新民学会成员赴法国勤工俭学计划的实施；他到京后，先与蔡和森暂住东城区豆腐池胡同9号（现15号）杨昌济家中，随后与七个湖南小伙伴租住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现吉安所左巷）。在京近八个月，他先后组织了三批湖南青年参加留法预备班；拜访过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陶孟和、李石曾、黎锦熙、邵飘萍等学界、政界、新闻界名人，向他们讨教学问，探讨人生和社会等问题。其中，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经杨昌济推荐、李大钊提请校长蔡元培同意，他担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负责报刊登记与阅览管理工作；在北大期间，他参加了校内的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旁听课程，学习新闻理论与实践，关注各种社会新思潮；还在李大钊先生安排下，赴天津大沽炮台看海、赴长辛店铁路工厂搞社调。

杨昌济旧居近影。图片取自千龙网，摄影者不详

这一段北京生活对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1936年夏秋间，在陕北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他说：

“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挺进案：指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赞成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他还讲，在他拜访的名人里，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而李大钊先生不单给了他工作，“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也是这一次在北京，“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引文见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上一年8月中旬毛泽东来京之前，他的母亲已经生病，由他接到长沙治疗和调养；1919年3月初，接到母亲病重的消息，毛泽东急忙离京赶回长沙。他刚好错过了五四运动。

1919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侍候母亲合影及局部个人照，同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病故。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毛泽东第二次来京在1919年12月6日至1920年4月11日，这次是率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来的；他住在北长街99号福佑寺内“平民通信社”，先后向北洋政府总统府（徐世昌时任总统）、国务院（靳云鹏时任总理）和政府相关部委呈请撤处张敬尧，并以“快邮代电”方式，向湖南和全国通报“驱张运动”进展。在京滞留了短短四个月，他经历了一些大变故：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京去世，毛泽东与杨开慧、杨开智一起为老师也是岳丈守灵；一周之后，1月23日他的父亲毛贻昌在韶山去世，消息传来，他未回乡奔丧，4月11日离京后也不急于还乡，途中游历天津、济南、曲阜、南京、上海等，登泰山、看孔孟故居、遗迹等等。在政治形势变幻无常的北京城，青年毛泽东继续拜访思想和文化名流，讨教学问，探讨人生和社会问题；在李大钊介绍下，他开始研读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他登记加入当时规模最大、影响很广的文化社团——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以“坚忍、奋斗、实践、俭朴”为四大立身标准；1920年1月与罗章龙、邓中夏组织北方的辅仁学社，在陶然亭聚会。他还参与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胡适、罗家伦、王光祈以及周作人等名流发起的“工读互助团”募捐活动。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邓中夏、罗章龙等辅仁学社成员在陶然亭合影，及毛泽东像局部放大照片

青年毛泽东比第一次来京，更激进、更主动地投入政治活动和新思潮的社会实践。此时北京及全国正热烈开展的“工读主义”及“工读互助团”实践，让他充满热情。“工读主义”或称工学主义、半工半读主义及工读互助主义，在“劳工神圣”思想潮流下，由北大教授们首先发起，提倡实现劳心与劳力，工与读相结合，以及“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工读互助团”则特别针对做工的穷人、读书的青年人、不能上学的女青年，帮助他们互助协助、半工半读、生活与人格独立，让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及缺少教育的劳动者，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这是1919年12月14日北大一则《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发起的缘由。毛泽东对此事非常热心，他参与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建设，还想回到长沙继续组织此项目。（《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及发起人名单见《李大钊全集》第五卷）

正是这一新思潮的传播和新生活的实践，将他引向了八道湾十一号。

二、毛泽东到八道湾做什么？

1920年3月1日《新青年》7卷4号刊布了一则《新村北京支部启事》，全文如下：

“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由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支部地址及面会日期如下:

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宅，

每星期五及星期日下午一时至五时。”

新村北京支部启事截图

这里的“新村”，指1918年初由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捐出自己个人财产，并在日本皇室等方面支持下，在九州岛宫崎县日向儿汤郡，购买约四十五亩土地，邀约二十二位同道，建立起的一个耕读新生活试验区；他们同时发行《新村》月刊，宣传“以协力与自由、互助与独立为生活的根本”的主张，“我们相信工作是人生的义务，但学问也是造成人类幸福的工具。”这是工读主义思潮在日本付诸实践的一个运动，被称为“新村运动”。

据周作人介绍，新村里每天的日常安排是：

“每日值饭的人5时先起，其余的6时起来，吃过饭，7时到田里去，至5时止。11时是午饭，下午2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送去。……到5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读书，10时以后息灯，这是日常的生活。雨天，上午11时以前，各人自由，以后搓绳或编草鞋，及此外屋内可做的工作。”

新村里每月5日为休息日；每年五天祭日：元旦，新村土地购买日，托尔斯泰生日，艺术家罗丹生日，圣诞日。新村建设的目的，在于过正当的人的生活，其中有两条重要的根本上的思想：第一，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能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第二，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日本的新村》及《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两篇）

新村的创立者们，希望以这种“物质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发展”的耕读生活，反对剧烈的生存竞争和战争掠夺，造就和平共处社会理想。

八道湾十一号院的二先生、鲁迅二弟周作人因文学兴趣的相近，加上作品译介的关系，钦羡武者小路实笃的行为，对此满怀兴趣。自1919年3月起，他先后在《新青年》《新潮》《北京晨报》等报刊发表7篇“新村”的介绍、推广文字；1919年7月2日至8月10日，他利用赴日本东京探亲的机会，专程拜访武者及其他新村运动发起者实践者，并到日向第一新村参加劳动一天，成为新村会员。上述“启事”是他作为新村会员，向中国传播新村理念和实际的举动。

热心社会政治、社团组织，热衷于研究新问题、探寻新出路的青年毛泽东，热切关注各种新思潮、新理想、新生活，不断拜访名人名家，讨教人生、社会问题。周作人是北大教授、《新青年》杂志核心作者，在校园内、社会上名望甚高。虽然，在毛泽东后来的追述里，从未提及周作人，他回忆说，“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我对他们极有兴趣”，周作人很可能被其列入了“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的一类，他当然知道且认得周作人教授，而且一直关注着周作人的思想观念。

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一卷二号发表了一篇《学生之工作》，开篇便写到：“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他从1918年春设想、设计“工读同志会”，到第一次北京游历、工作大半年，1919年4月回湘，便计议“在岳麓山建设新村”，这个“新村”的名称及设计，紧随周作人的日本“新村”推广。在文中他草拟有一章“学生之工作”计划，摘录两节如下：

（一）学校之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应划分每日之时间为六分。其分配如左：

睡眠二分。

游息一分。

读书二分。

工作一分。

读书二分之中，自习占一分，教授占一分。以时间实数分配，即：

睡眠八小时。

游息四小时。

自习四小时。

教授四小时。

工作四小时。

上例之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读主义所必具之一个要素。

（二）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列举如左：

（甲）种园。（一）花木。（二）蔬菜。

（乙）种田。（一）棉。（二）稻及他种。

（丙）种林。

（丁）畜牧。

（戊）种桑。

（己）鸡鱼。

虽然归类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如劳作、休息、读书的时间分配，内容安排，大致相同。又如以下说明文字：

（五）第二节所举田园树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以上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 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

这种新生活的浪漫畅想，和新村运动的理念颇为一致，青年毛泽东只是针对中国旧知识分子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缺陷有所发挥。

由此，1920年4月7日下午，青年毛泽东到访八道湾十一号的所想所做很明晰了。毛泽东看到了《新青年》等报刊上的启事，在离开北京之前，临时决定拜访八道湾的周作人教授，来请教或交流有关新村运动或工读主义事项。这一天是个星期三，并非启事上预约的周五或周日，年青人恐怕带着来碰碰运气的心情，贸然登门；不过，他运气不错，周作人这一天虽一早外出，却在“下午一时至五时”这个时间段内回到家，他们在周氏三兄弟住宅南罩房的会客室见了面，谈了话，他们的话题应就是新村运动的理念与经验吧？

三、毛泽东访问八道湾留下什么影响？

当然，毛泽东到访八道湾十一号的细节今天已难于还原，但这件事对两个当事人及后来的意义，尚可稍作推究。

周作人的“新村店”就像一场思想急性感冒。1920年12月至1921年9月他一场大病（肋膜炎），住院两个多月，又到西山碧云寺养病三个多月，其思想和精神逐渐变化；1923年夏天八道湾院里爆发的与大哥鲁迅的“兄弟失和”事件，对他的人生价值观产生天崩地陷般的冲击，“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与鲁迅绝交信语）1924年2月他发表《教训之无用》，借斯宾塞“在宣传了爱之宗教将近二千年之后，憎之宗教还是很占势力”的话，反省古代先贤如苏格拉底、释迦、孔老等圣人的教训，认为“期望他们教训的实现，有如枕边摸索好梦，不免近于痴人”，1926年8月在八道湾家里坐听城外炮声，他自省：“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就有些相当的主张。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见《艺术与生活·自序》）就此从“新村的理想”的“迷妄里觉醒过来”，再无介绍或实践的兴趣。

但青年毛泽东不同。他到访八道湾之前，撰文呼应“工读”、“新村”理念，呼朋唤友要在岳麓山组织实验；刚走出八道湾，1920年5月初他在上海黄浦江畔送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一批朋友，即与彭璜、张文亮等人在上海民厚南里租房，“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验起工读生活来；不过时间才一个月，发起人彭璜便已觉得：“考查北京已成各团的现状，调查社会生活的现实，才觉得这种工读生活，却也不容易办到”，宣布上海工读互助团失败；毛泽东同时致信黎锦熙教授，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尚不甘放弃，决心“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继续实践，他认定：“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以后，毛泽东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和建设，以新家庭、新学校、新社会结合一体为根本理想的“新村”概念，再未出现在毛泽东的文章里、讨论中。

    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第三章“文学合作社”写道：“后来他（指毛泽东）是否一直受着这种理想的诱惑，在掌握了国家政权后，把中国社会逐步推向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值得深入探究。”新村运动的理念，很容易和传统小农社会读书人——士子的“耕读传家”、耕读生活理想对应起来，青年毛泽东试验过的“工读主义”，和晚年毛泽东发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的劳动改造，是不是存在着思路上的关联？这之间并非无迹可寻。《学生之工作》第四节里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从岳麓山一隅，到整个中国大地，人民公社的理想，不就是“一大二公”么？

而周作人与毛泽东的关系，并未就此结束。据李大钊先生的女婿贾芝回忆：1940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及弟弟李光华从北平去延安，周作人曾委托她向毛润之问好。抗战结束，周作人以汉奸罪入狱，随着国民政府垮台，他1949年7月从南京老虎桥保释出狱，滞留上海一位学生尤炳圻家中，曾写一封信给中共方面（有研究者认为收信人为周恩来），申诉检讨自己一生思想，在信末提到，他“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可见周作人后来一直记得他和青年毛泽东这一份交情的。

据学者张铁铮《知堂晚年轶事一束》记：1949年8、9月间，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京，担心给八道湾十一号家人惹麻烦，不敢直接回家，急于知道新政府对他的看法，经过郑振铎（时任文化部长）、孙伏园（时任国家出版署版本图书馆馆长）奔走探问，获得一个最高领袖的说法：“毛主席说，他（指周作人）应该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又说，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1951年元月周作人悉心斟酌，再次致信毛泽东，就其工作与八道湾房产问题提出申诉，信转到胡乔木手中，胡提出处理意见：“他（周作人）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当否请示。”毛泽东批示：“照办。”（见张菊香主编《周作人年谱》）

四、毛泽东邂逅鲁迅了吗？

1920年4月7日鲁迅日记非常简略：“晴，午后会议。”并未出现“毛泽东君”，以鲁迅日记习惯，来往人员、收发信函，都是要记的。可见，毛泽东到访八道湾十一号周宅，目标并非鲁迅先生。后来有研究者借这一则周作人日记，发挥想象，“研究”出一场“毛鲁会”，为革命领袖和革命思想家“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下个注脚，遭到许多著名鲁迅研究学者的批判：他们断然否决了毛泽东和鲁迅见面的可能性。（见沈鹏年、陈漱渝、钱理群等相关文字）

1934年冯雪峰在瑞金担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期间，毛泽东向他询问鲁迅的情况，曾遗憾地对冯说，他五四时期在北京，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还因此深感遗憾。（见陈早春、万家骥著《冯雪峰评传》）

回到1920年4月7日这个下午，跨进八道湾十一号院的青年毛泽东肯定是不知道这院子里还住着“鲁迅先生”的。那时，“鲁迅”这个笔名及其作品的社会影响虽然不小，但知道“鲁迅”便是周树人、是八道湾十一号院的周家大先生、是周作人教授的长兄的人，仅限于参与《新青年》编辑的少数几个；鲁迅此时尚未在北京大学开课，不过是北洋政府教育部一个科长（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干部），并非大学教授或文学圈内人；他和周作人两兄弟，身在两个不同圈子，一个学界，一个官场，一个名教授，一个小官吏，虽都有文名，周作人的声望未必大于“鲁迅”，但一定高过“周树人”，——这也是长兄鲁迅有意要达到的效果：两兄弟尚在怡怡亲密如一个人的状态，处于一个“文学合作社”里，但出名的事都让老二去。

从时空上来讲，青年毛泽东和中年鲁迅在八道湾存在邂逅的可能性，但毛泽东即便在院子里碰到那个开完会回家，即便鲁迅在前院询问他“你找谁”，毛泽东见到了这个蓄小胡子、其貌不扬的中年矮个男，也不知道，他就是鲁迅。

                     （2023年2月16日改订）

(北京三十五中校史研究会)